听见我叫护士，薛大爷忙叫住我：“你打算怎么治疗？”
“薛大爷，我想还是保守治疗吧。您说呢？”
“唉，你做决定吧。不管有什么困难，我老薛都尽全力帮你们。”
我点点头，站起来要去找项大夫。衣服却被一只手抓住，是妈妈。她“啊啊”地摇着头。
“妈，你要说什么？”
“我绕（要）手柱（术）。”
“什么？”
“绕（要）手柱（术）。”
我一下子跪趴着床头：“妈妈，不要手术。我要你活着。”
妈妈费力地微微抬起头：“活着就熬熬（好好）活着，不然日（死）了也不拖累你。”
“不要不要。”我把头埋到她的身边，锥心地痛几乎把我埋没了。我不能失去她。
“别哈（怕），手柱（术）。”她的手抓住我的手了。
我抬起泪眼看着她，她费力地冲我一笑，嘴角微微牵开，那已经是她能够绽放的最大笑容了。
“唉，不至于，不至于。”老薛头努力打着哈哈要冲淡这悲伤的气氛，“也不至于这么严重。说不定手术很成功，你妈还能跟以前一样去跳舞呢。”
“听话听音儿。医生说可能有风险，那就是肯定有风险。要真没风险，医生早就撺掇你做手术。”那个中年妇女还在嘟囔着。
“做。”妈妈握紧了我的手。
春节假期快到了，北京既热闹又冷清。到处张灯结彩，红灯高挂；可是街上的行人少了很多，公交车也无比松快，大多数外地人都回家了。北医三院门口卖水果的、卖鲜花的和卖医疗器械的店陆续都关了，就连街对面美廉美超市里卖煎饼的摊子也不开了。
手术安排在腊月二十六。医院里人不多，能出院的人都已经出院了。医院里空荡荡的，不能出院的都是病重的人。
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音零星响起。9点40分，来了几个人把妈妈从病床上移到移动病床上。我一路跟着到了手术室。
手术室的门怦然合上，上面的灯亮了起来，三个鲜红的字“手术中”。老薛头气喘吁吁地赶来：“你给医生送红包没有啊？”
“啊？”我没想到还有这个事情。
“哎呀，真是，你真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老薛头直跺脚。我望望“手术中”那三个鲜红的字，心忽悠沉了下去。
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坐立难安了，或站或坐各种姿势都用到了，时间却仍然难熬。
“我跟你妈认识还是在你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她刚搬来没有多久。”薛大爷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手撑在膝盖上突然说。我来回踱步的的脚停住了。
“那时候你刚转到清河的幼儿园。那年夏天下大雨，清河那儿淹得很厉害。你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打着伞。你妈穿着一身雨衣，使劲蹬着自行车。突然自行车一栽陷进一个水坑里，你和你妈都栽了下来。你妈的腿被石头刮出一个大口子，出了好多血，那污水都染红了。你坐在水坑里哇哇大哭。你妈顾不了自己，赶紧把你抱起来。脱了雨衣裹着你，把你背起来淌过了水坑。然后把你放在单元门口，自己再去推自行车边走腿边流血。我从那儿经过，赶紧帮她把自行车扛过水坑。从那以后我们俩就认识了。后来，我老伴去世了，我想着跟你妈搭伙儿一起过日子，互相有个照应。可她总不愿意，我以为她是为了你，只好等着。可是眼见你上了大学，找了工作，又结了婚，可她还是不愿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现在她人在里边，怎么样还不知道。人哪，活着的时候得珍惜，不定哪天就……”
他咽下后面的话不说了。泪眼模糊中，我望着手术室门口的灯，愿上帝保佑一切顺利，愿老天爷再给我一次孝顺她的机会。
我没有正式地信任何宗教，但是生活里有过不去的坎儿时，我除了在心里祈祷没有任何办法。
手术室的灯终于灭了。我期待甚至恐惧地看着那扇门，门开了，项大夫一边摘下口罩一边走出来。我赶紧迎上去。
他的眼镜片后面都是笑意：“手术很成功。”
感谢老天爷，再次给了我机会。我冲大夫鞠躬了，如果鞠躬能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愿意把腰鞠断了。“哎，怎么了？”老薛头赶上一步，把我拽起来。
我直起身子握住医生的手：“谢谢谢谢。”想起红包的事情，而我兜里却没有钱，我只能加大了握手的力度。
项大夫被攥得有点疼，收回了手。“恭喜啊。但是病人现在还在昏迷，要过几天才能清醒。少则一天，多则几个星期。”
过了观察期，妈妈终于被抬回了病房。病房里的人都差不多走空了。
“为了防止褥疮，每两个小时给病人翻一下身，每天擦一次身。为了让病人尽早苏醒，要多跟病人说话，多放一些病人以前熟悉的音乐。”护士进来嘱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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