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新的一年，向西因为陈识的狠心从广州一路哭到了北京。
而我，渐渐的在娱乐圈混的风生水起，我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只是一意孤行的断了所有和司辰有关人的联系。
我经常躲起来，表面不在乎，暗地思念，每一句碎碎念都发给他，然后对着始终没有回应的对话框掉眼泪。
唯一能找到我的人是祁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本事。
用他的话来说，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久了，其实我每一个举动他都能猜到下一步我要做什么，我要躲，他就先一步说可以帮我找房子，我要换手机号，他就提前买了最新型号的手机并且找人在里面装了个小程式，这边我换上电话卡，他就知道了我新的号码。
“这不是什么天赋，而是想不想，用不用心。”祁祥说。
我：“那你要告诉我你对我很用心吗？”
他笑着，“为什么不可以？你还想要什么。”
我也很认真的回答：“我想你在找到司辰的时候，告诉他，我想他想的快要死了。”
快刀斩乱麻，我只想让祁祥尽快放弃在我身上的不可能，当然，那句想司辰想的快死了也是真心话。
除了没完没了的工作外，我生活的重心完全是一个找字，我联络了所有可能知道司辰下落的人，拿纸和笔记下来，一个一个分析再一个一个排除，公司新来的助理还以为我在算下期彩票的中奖号码。
我弹司辰弹过的琴，哼他写过的曲子，回到那年我们私奔的海滩，看潮起潮落，叹聚散离合。
电视台放纪录片，是一个有关打口碟的故事。
被采访的主角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边说着自己高中时组乐队的事，一边慢条斯理的把剪刀穿过光碟，时不时的还聊聊果儿什么的。
一张碟，他修了差不多十来分钟。
我摇摇头，不是这样的。
我想起司辰以前修碟的那个小模样，帅的几乎每个姑娘都能立刻爱上他，修长的手指，飞快在他手中转动的碟片，打火机快速的燎一下，每一个打过口的地方都平滑的几乎看不出痕迹。
那时候到了周末我和司辰就会去卖打口碟的那条街蹭歌听，为了能让我听到想听的，司辰就帮老板修碟，有人买了付钱之后司辰就帮忙修，甚至一些不听打口的人因为好奇司辰在做的事也买了一张让他修，这其中，不乏一些小姑娘。
当时的我是骄傲的，也是幸福的，尽管那些幸福短暂的没留下太多印记，可这一点足以，我真的忘不掉。
后来打口变成了一种文化，后来大家都有钱买原版了，后来买打口的人只为了收藏，就和收藏那些错版钱币一样，没多少人会专门把碟修好了，好像失去了那个打眼儿的痕迹所谓的打口碟也就没意义了。
感情，又何尝不是这样，我觉得司辰就是打在我身上的那个眼儿，会缺失，会疼，但我不允许任何人修复它。
因为那个眼儿，是他经过我生命的记号，失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年中的时候我又搬了一次家，助理帮我整理东西的时候开玩笑说我收藏的这些打口碟都能铺满整个房子当地砖用了。
我笑笑，那不止呢。
一少部分是我的和司辰送我的，更多的是司辰留下的，他的琴也都留下了。可能是他走的时候带不了这么多东西，也可能是他还会回来。
我更倾向于后者。
陌生人眼中的我是冷漠的，孤僻的，尖锐的，似乎我的身上就刻着生人勿近这样的字眼。偏偏这种“独特”的气质让我真正的红了。
高中时的黑料也不断被人翻出来，早恋，私奔，傍富二代，在喜欢的人眼里，这么负面的经历也成了他们眼中的朋克精神。
江皓对此表示：没天理。
而我已经看淡这一切，说得冠冕堂皇一点，我现在在用心做音乐，从某些层面来说为了这条路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所以不可能再自暴自弃的荒废用痛彻心扉的代价换来的机会。
名气越来越大，我相信司辰在美国也会听到我的歌。
每天对着他的qq自言自语的习惯，也从来没改过。
祁祥跟一个卖过打口的老板学了怎么修碟，然后借着自己和我的“特殊关系”从助理那儿骗到我家的钥匙，偷偷溜进去用三天两夜修好了我收藏的全部的之前司辰没来得及修的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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