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账，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地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郭侍郎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鲤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
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生光。
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黑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儿来头。
原来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儿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儿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儿，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生光。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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