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钟，孔拉德夫人很准时让我们离开。我们向她行礼衷心谢过她。出了集训营门，阿方索先生和博杜安哥哥已经叫来了人力车，我们坐上车回家。
车子跑了一阵，从仍然硝烟弥漫的警察局前路过。我远远看过去，警察局整栋建筑已经完全塌了，宪兵用绳子拉起了警戒线禁止市民乱闯，一些工人正在手持铁锹等工具挖掘搜寻遇难的警察遗体。警察局前马路上用红通通的油漆涂着几个巨大的字：“血债血偿！”旁边画着一个白惨惨的骷髅。显然，这是骷髅会对昨天国会前流血事件的报复。一群路人站在警戒线外指指点点，不时的哈哈笑两声：“罪有应得！”还有一些人应该是警察们的家属，眼圈红红的焦急在废墟中拼命寻找。
我想起昨天帮助过我的老警察，想起他在上司面前低头哈腰帮我求情的样子：“瞧，这女孩多清纯，绝对不是暴乱份子……”，话语依稀仍在耳边。我不知道那位老警察是否也参与了向学生们行凶，如果是，那他应该算罪有应得，但站在他的立场，可能只是听从命令忠于职守吧？他留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那么普通，和街头上的每一个老百姓似乎没有任何不同，有家要养，有生活要烦恼，有尊严和正义不得伸张。
我叫停了人力车，对阿方索先生说我有人要祭奠，买了一支大丽花，把花放在废墟的一块砖上，蹲在地上闭着眼睛向神明虔诚祈祷：愿这里有罪的、无罪的灵魂都得到安息。
身后响起一个男声：“你也有家人遇难吗？”
我摇头。
“为什么你不像其他人一样幸灾乐祸？警察都是不得民心的家伙。”那声音又问。
我站起来转身，身后站着一位文质彬彬的青年，搀扶着一位悲痛欲绝的老妇。我向老妇行礼，道：“有人死去总是件悲哀的事，不值得欢笑。警察也许有不好的地方，但他们是国家的刀，错误的是拿刀的手。”
青年眼现泪花：“谢谢。”
我扭身离开，却又被叫住，只见青年从他的大背包里拿出一架照相机：“我想给你照张照片，可以吗？”
我不禁心里一惊：“你该不会是记者吧？”我只是个来选美的乡下女孩，可不要因为政治事件再上报纸了。
青年点头：“我不是记者，这张照片留作个人纪念。”
“那好吧。”我同意了。青年拍下我，站在废墟前，脚下是一朵凄婉的大丽花。
吃过晚饭后，阿方索先生向房东借用她儿子的书房，把我叫进去问话，详细询问我今天培训的经过。我把大小事情都告诉了他。阿方索先生说：“你应该低调些，比赛开始前避免成为别人的靶子。这届选美，怕是要闹出些是非。”之前阿方索先生已经叮嘱过我“不要树敌”，但我看见路德维希公爵小姐不可一世的样儿就冲动的把叮嘱全忘在脑后了。“稳重些，以后尽量避其锋芒。”阿方索先生再次嘱咐。我虚心受教。我忘不了路德维希公爵小姐望向我们的冰冷眼神，而且她和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女孩不同，城府很深，有点吓人。
这一天，阿方索先生也没闲着，他打听出不少消息。总共有四百多名世袭贵族参加选美，多数都是用的和路德维希公爵小姐类似的借口——过继给功勋家庭作养女。本届选美，评委不仅仅局限于即将婚配的授勋将官，也同时发出公众选票，每张票价一元，鼓励市民也参与评审，这意味着有钱人可以大规模购买选票，进而操纵竞赛结果。这么多贵族参选，平民将很可能没有机会小组出线。
我很反感，恨恨的问阿方索先生：“王子干嘛不直接在大贵族里选妃，偏要和我们混在一起选？”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阿方索先生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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