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彦仰头北望片刻，摇了摇头，轻叹了声道：“烈皇在时，北有东虏频频叩关，西有李闯肆虐陕甘，国朝危难之际，朝中衮衮诸公不仅没有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反倒承接党同伐异恶习，国难之时犹如太平无事之时，互相结党攻讦不休，终至北都沦陷，烈皇煤山殉国，甲申之祸与其说是流寇所为，不如说毁于党争。”
朱由桦点了点头，对陈邦彦的耿介直言颇为惊喜，也颇有感触，自万历以来，士大夫喜好结党，互相倾轧，已成风气。俗话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事情往往坏就坏在党同伐异上面了。
万历朝以来迨自崇祯朝覆灭，大明朝政倾颓很大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多少该办的事情，就是因为牵扯上了党争而废弃，多少不该做的，也都是因为党争而祸国殃民，陈邦彦虽是一介生员，没有官场的经历，却是个明白人。就这一点，比那些个东林大臣就强多了去了。
陈邦彦继续侃侃而谈：“私党令公论不伸，朝纲不振，流弊之极！在此艰难之时，若想同仇敌忾，中兴皇明，必先消除党争。”
“消除党争，话是不错，敢问先生，朕该如何做才能消除党争呢？”
陈邦彦不答反问道：“陛下以为该如何呢？”
朱由桦沉吟片刻，道：“凡引用之人，朕当一一告诫，须汲取教训，革新易意，勿怀私恩，勿泄私愤，赤心忠胆报效朝廷。”
陈邦彦听完大摇其头，道：“党争由来已久，利益牵扯甚广，岂是告诫所能劝止的？”
“那先生以为该如何？”朱由桦对陈邦彦的一丝无礼并不介意，反而似笑非笑的道。
陈邦彦踱步片刻，沉声道：“学生主张道贵适中，刑赏所加，视其功过。”
“贵道适中……”朱由桦脱口而出。陈邦彦立即点头：“道贵适中，不偏不倚和解朋党纷争，赏罚则视其功过，重立朝廷纲纪，以此或可消除党同伐异之陋习。”
朱由桦听完并不怎么满意：“制止党争说起来容易，只怕施行起来就难了。”
陈邦彦惭愧道：“学生有主意二无主张，让陛下见笑了。”
“无妨，党争若那么容易消除，先皇也不会殚心竭虑十七年而素手无策了。”朱由桦大度的摆了摆手，又道：“先生方才说了第一种，不知这第二种又是什么呢？”
陈邦彦微微顿了下，说道：“那就要从太祖爷制定的税赋之法来说了。
三百年来我朝一直重农税，轻商税，国初时还好，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众多，田地却大多被勋贵大臣们隐瞒蚕食了，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沦为流民，朝廷农税也跟着日渐枯竭，却又碍于祖制无法通过商税得到补充。再遇到天不逢时，惩罚以水涝旱灾，自然民变四起，国事糜烂不堪。
要说两宋时，赵官家一直重视商税，即便疆土日绌，朝廷财政依旧充裕，每年靠商税能岁入几千万贯。
反观国朝，江南大士绅无不产业遍布，富甲一方，而朝廷却几乎收不到一丝一毫的商税。”说到这里他嘿嘿一笑，道：“崇祯十三年学生从邪报上得知，南直隶仅收到茶税六两，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两宋时，海贸发达，朝廷年收市舶税千万贯。国朝呢，泉州一带的海贸同样发达，每年的市舶税却只有四万两！
自万历军兴以来，朝廷每年光军费就要千万两，而国库税入却只有两百多万两，天子碍于祖制，只能加重赋于百姓，逼得百姓都去当了流贼，朝廷剿贼，官军数量激增，军费不够，又得加赋，流民又增，以至于最后官军数量上百万，国事却愈发不可收拾。”
大明的土地兼并情况至少在明孝宗时还不严重，顾炎武当时就称赞此时：“家居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但到了隆庆年间时，已经是“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了”。到了万历崇祯时期，土地兼并，贫富悬殊就更是严重，“则迥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
近三百年下来，官[腐败]已近乎无药可救了，文官们疯狂敛财，恨不得对百姓敲骨吸髓，将他们榨干。
官员们都说宗藩吃垮了大明，好像自己是在为大明默默奉献一样。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国身上的吸血虫，然而这些士绅大夫也不逊于吸血虫。就如外军军饷，按照惯例京官要分润六成，就算是在建奴入寇，乱军猖獗的时候都没有过分毫的让步。
满朝上下虽然也有极少数的清正忠义之臣，然而这些人已经稀罕的无法撼动几百年的积习，更无法撼动那一条条的灰色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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