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已经知道，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是由7个α螺旋组成的跨膜结构，不仅如此，它的一部分受体还包含了胞外的N端或者胞内的C端结构。这让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极其复杂。”
杨锐拿着话筒，节奏缓慢的讲述着自己的观点。
在讲台的下方，是密密麻麻的近三百名学者落座，还有相应的学术媒体在列。
这原本只是面对863计划的一次项目申请会议，不知怎么的，规模就从9名评委，增加到了近300人。
其实杨锐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可是G蛋白偶联受体的项目申请，如果相关领域的学者不好奇的话，那中国学术界也就算是垮台了。
如果要给一个符合大众习惯的比喻的话，在86年的中国，做”G蛋白偶联受体”的项目申请，就好像航天局开项目评审会，审查的项目是“天狼星的登陆与殖民计划”。
大家当然都知道天狼星登陆与殖民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甚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由于申请人是声名卓著的“杨锐”，那么，哪怕是为了知道300年后的远景是怎么样的，大家也还是愿意来听一听的。
事实上，彻底研究清楚G蛋白偶联受体是怎么回事，这个难度与太阳系外的殖民，还真不好说是谁难谁易。
杨锐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也足以令大家听下去了。
然而，杨锐可不是只想迈出一小步的。
他拿着话筒，看着下方的人群，这些也许代表了中国蛋白质领域最高水平的人们，声色清朗的道：“一些结构生物学研究，已经得到了较低分辨率的结构，让我们看到了G蛋白偶联受体的大致走向，但是，这些结构太过于粗略了，有太多的问题无法解释。”
“我希望解释其中的部分问题。”杨锐并不高傲，也没有丝毫要谦卑的意思，道：“我想解释的问题如下，第一，为什么同样是七次跨膜结构，G蛋白偶联受体家族的数百种不同分子，为何能特异性的识别出小到光子，大到蛋白的底物分子，而这些底物分子，无论是形状、性质还是体积，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第二，我想知道，受体的信号传递问题。”
如果说，杨锐说第一点的时候，在座的学者还能笑着看他表演，听到第二点的时候，众人却已是轰然议论了起来。
因为杨锐根本是提出了两个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方向。
研究结构，还是研究信号，这是两个环节，也是两级难度的。
做结构的是不会跑去做信号的，做信号的是不会跑去做结构的，虽然都是蛋白质领域的内容，但基本属于两个分支，而且，这两样是互相比较的难，为什么要同时去做？
包括9名做评委的高阶学者，现在都在皱眉看向杨锐。
杨锐只若不见。
他当然知道结构和信号传递两个问题非常之难。
事实上，只要做出任何一个，就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两者合并，就是一个完整的诺贝尔奖——按照《诺贝尔奖基金会章程》，诺贝尔奖是可以同时奖励给3个人的，在《章程》的第四节，它是如此规定的：“奖项可以评分给两项工作，每一项工作都要值得获奖，如果两个或者三个人共同完成了一项值得获奖的工作，奖项就应该同时颁发给他们。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种奖都不能同时授予三个人以上。”
在80年代以前，或者更早一些，在60年代以前，诺贝尔奖经常性的会颁发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也是随着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三个人授奖已是常态。
例如杨锐现在进行的，G蛋白偶联受体的结构和信号，原本就应该由美国科学家莱夫科维茨和克比尔卡分享。
但那是2012年的事了。
杨锐既然选择了提前研究的模式，自然不想再玩什么分享的模式了。
再者，结构和信号一起做出来，才能大致的让人了解G蛋白偶联受体，缺一不可。
杨锐要是只做其中一个，依旧指不定啥时候能得诺奖。
G蛋白偶联受体和其他的领域不太一样，因为该领域太难了，所以，积累固然是需要的，有时候却还要看运气和灵感。
所以，12年的诺贝尔奖和02年的诺贝尔奖，甚至92年的诺贝尔奖，并没有太遥远的距离，至少对杨锐来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距离。
当然，这东西得奖的几率也是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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