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冬天是我们家最寒冷的冬天，父亲突然被打成“大右派”，一家人瞬息之间从象牙塔顶凌空坠落，尽管哥哥只是东澳小学二年级的小学生，我还在厦大幼儿园里被圈养，但居然双双未能幸免，一起以最稚嫩的心灵感受着阶级斗争的鞭挞：哥哥的少先队干部立即被罢免，而我依稀记得有一次幼儿园组织小朋友去给党代会的代表献花（献歌？），而我半途被换了下来，“这个郑启五是右派分子郑道传的孩子，怎么可以……”
1960年我几乎快满8岁才进入小学读书，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1959年报名读书时还不足7岁，所以就暂缓，但别人6岁却可以顺利过关。真实的原因我也隐约感到，因为我是“右派”的儿子，尽管母亲极力掩盖。
厦大校园里的右派学生或被押往劳改农场，或被遣送回乡，惨不忍睹；而右派老师则大多“宽大”地被安排在校园里就地接受劳改，因为当时厦大校园和东沃农场的菜园混为一园，父亲和他的经济系老同事陈昭桐教授等四人被安排在国光二楼后面的粪坑掏粪，距离老校长居住的“卧云山舍”不足百米，王亚南和他的爱将每天早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的，厦大历史掀开了它最肮脏的一页！
那时厦大校园有时也组织老师和同学参加农业生产，因此小小的我不是太清楚“劳动锻炼”与“劳动改造”有什么区别，而母亲又极力混淆二者的概念，父亲则每次劳改之后回到家里一言不发生闷气。有一天他突然换上他那件开司米的人民装，套上西裤，甚至穿上了久违的皮鞋，左手牵着我，右手拉着我哥哥，在校园里大步行走，特意在令人注目的喷水池旁摄影（照片背景那很西式的汉白玉的喷水池原在厦大体育馆那个位置，*时被毁）。父亲这种独特的抗争方式更让我不知真相。
但纸包不住火，真相还是很快爆燃了，有一次在小学校园里和同学吵架，对方就骂我是右派分子的狗儿子，还恶狠狠地奚落道：“你爸爸每天都在劳改，你还不老实一些！”我面红耳赤地争论道：“不是劳改，不是劳改，是劳动锻炼！”对方气势汹汹：“不是锻炼，不是锻炼，就是劳改，就是右派劳动改造！”这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空对空的争论个不停！我想这样一直争也不是办法，关键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不是劳改，于是我义正词严地出示证据：“我爸爸经常有分一些地瓜带回来，不信你可以问国平！”国平是我的同学加邻居，在这样确凿的人证物证的面前，对方辩手也就似信非信地渐渐小声了下去。是啊，劳改犯怎么能享受分地瓜呢？！那年代分地瓜也是一种福利，其实东沃农场的贫下中农也不大清楚，怎么一夜之间，这些“先生人”被发配来拉粪车，按照农场的“潜规则”，每次收成都可以私分一些农产，劳者有份。
这件事过去快半个世纪了，但仍记忆犹新，因为那情那景后来还曾在梦境中重复多次，鲜明的历史细节就在心扉复印又复印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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