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校园里，种植了很多大叶桉。它与凤凰木、番石榴、白玉兰和龙眼树，堪称园中树木的五虎将，共筑校园纵横交错的常绿景观。大叶桉不是果树，当然不如番石榴和龙眼来得诱人；大叶桉虽会开花，小小的白花远不如凤凰红火，也不如玉兰香气袭人；然而大叶桉带给我童年的回忆却多于其他树种，因为它浑身都是特点。
大叶桉的树皮干燥，色如肉松，厚而松软，布满沟痕，用手指都可以轻易地抠下一块块来。大叶桉的叶子叶面大，光亮而柔滑，且叶厚色碧，可以很轻易地撕成一架绿“飞机”，轻轻一掷，在儿时的天空中晃晃悠悠地飞上两三米。手指因而染上了叶汁，那股不难闻的气息会久久地藏在指甲里。最妙的是它开花的时候，花芯一爆开，就会把花蕾上戴的小帽子顶落，一时间树上的蜜蜂嘤嘤嗡嗡，树下撒满蕾帽的星星点点。那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小小的我一夜间竟也孤独了起来，失落在地上的大叶桉蕾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它的形状象个小漏斗，只是漏斗的小嘴端呈针状。先将其照在鼻尖上，对着镜子作个小鬼脸，可惜这蕾帽太小，照不住，一颤就落了下来。我又一一将其套在五指上，就象《小木偶奇遇记》里老妖婆的黑手，这下得心应手了，张牙舞爪几下。还有另一种玩法，拿剪刀剪去针状的一端，蕾帽成了碗状，碗底有个针孔，再拿针线，将小碗们逐一串起，最后终成金黄色的一串。但这一串显然有资产阶级小姐的味道，又有违我小男子汉的形象，很快就放弃了。
那时国光楼家家矮矮的院墙外都依偎着株株大叶桉，院墙内种植的葡萄呀丝瓜呀无不争相爬上树去，挂果的挂果，挂瓜的挂瓜，孩儿们上树就顺理成章了，大人们充其量只能在树下无奈地唠叨“要小心呀，要小心呀”的。我家的那株葡萄是楼区最先种下的，早早把一棵大叶桉上上下下披挂得面目全非，特别是盛夏，葡萄有恃无恐，微斜的大叶桉象悬挂着葡萄藤叶的大旗杆。我跨坐在树叉上，脚蹬叶藤如蹬马鞍，然后左右开弓，挑食发紫的葡萄，快活得好似花果山的孙猴子一般。那葡萄酸甜的果香中略带几丝桉树味，独特口味举世无双。有的小伙伴挡不住着葡萄的诱惑，向我这个“小右派”靠拢，于是天然的酸甜化解了人为的界限。
1959年的超级台风中大叶桉最显风采，多少老树被连根拔起，多少绿木轰然倒下，根深叶茂的大叶桉们硬是大难不死，树干在剧烈地摇晃，枝叶随疾风尖啸，可风后雨后，俏立依旧。家门口的那棵大叶桉尽管有葡萄拖累，受风面积增大一倍，也依然故我，葡萄落了一地，但枝藤相缠，只是稀疏了几分绿意。由此显露出树端的一个鸟窝也居然无恙，慧眼识英雄，雀鸟识大树，英挺的大叶桉怎么不令四邻肃然起敬！
笑傲台风的大叶桉万万没料到挺过天灾百次却难逃人的毒手一回，*后期突然一夜间被斩尽杀绝。来不及论证，甚至来不及喘息，就一棵棵惨死于乱斧之下。空气中一连数天充斥着树汁浓烈的气味，我大口大口呼吸着，眼睁睁看着株株大叶桉被砍倒时最后的抽搐！可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叶桉没有嘴巴，直挺挺地任利斧灭绝性地戳杀。好久之后我才依稀听得对它死刑的判决：大叶桉散发的气体与癌症的发生有联系。是什么癌？肺癌、肝癌、还是血癌？没有答案，仅凭一个莫须有的“有联系”就随意灭绝了一个那么庞大的树群——一片片台风中坚强的绿色生命体？！我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医学家，但我曾以我幼小的生命“以身试树”，亲密无间几百回，行影难离十余年，至今没有癌症的迹象，我对“大叶桉致癌”之说有疑义！“*”中人的冤案大都得以平反，那树的冤案呢？大叶桉不会上诉，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而“宁可信其有”的“莫须有”至今依旧将大叶桉拒之绿化的门外，岂不令防风林带仰天长叹！大洋中郁郁葱葱的澳洲少不了大叶桉绿色的枝影，形形色色的澳洲土著们和移民们与大叶桉和平共处，可爱的树袋熊、袋鼠和几维鸟和大叶桉相安无事，那它又何以在我们的家园诱发癌症？！
如果大叶桉们都健在的话，那么14号强台风岂敢如此嚣张？至少绿化的损失将大面积减少！当时大叶桉被根浅的银桦取而代之，已故厦大植物学家曾沧江教授曾极力制止，可人微言轻，那个荒谬的年代研究树的“臭老九”算什么？！让无辜的大叶桉回来吧，再绿我闽南，再筑层层绿墙于我南中国千里海疆！让抗风的大叶桉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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