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视节目中，开始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是一台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综艺晚会；春晚对于电视文化研究也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研究对象。作为我国最早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30届的央视春晚开创了电视综艺晚会的先河，折射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统民俗与社会的变迁以及受众心理及审美情趣的变化。
在这个变迁与变化的过程中，传播技术的革新给春晚涂上日新月异的色彩，也给受众带来出乎意料的媒介体验。2011年春节，中央电视台通过中国网络电视台首次推出网络春晚。电视春晚越来越难办，首届网络春晚的出现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笔者试图从三个维度对两个春晚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媒介形态的春晚所呈现出的样貌：
一是媒介载体。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出现了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媒介形态，其中，纸张、广播、电视、网络成为现代传媒的主要媒介载体；媒介载体也是一个加速度变量，不过，载体的变化并不像技术革命那样总是改朝换代，后一个载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前一种载体的消亡，这为我们同时在电视和网络上欣赏春晚提供了可能，也是两个春晚可以同样精彩的媒介前提。
二是传播技术。技术是促进传播发展的重要动因。自从彩色电视出现后，黑白电视就被淘汰；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也把电报通信手段送入历史。可见，技术的更新带给受众的是种种生活新体验，也在不断更新受众思想观念，甚至为受众“赋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三是传播符号。人类文化的传承和文明的演进正是依靠符号才得以完成的。
从这一意义上讲，符号其实也是载体，但它是却一个相对恒量。对于传媒来说，负载信息的符号无非文字、声音和影像，无论是纸媒还是电子媒介，再到今日之多媒体，符号均蕴涵其中。春晚作为以象征性符号搭建起来的新民俗，无论如何变化，这些核心要素都不可能动摇。
一、公众授权与网络赋权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作为传统社会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回家”“团圆”，因为有了全民族在大年三十晚上守夜除旧岁的习俗，才有了实现最大程度凝聚的可能，“春节”也就成为春晚实现“共时”与获得“认同”的重要前提。
现场直播技术则成为春晚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技术保障，成为春晚跻身“新民俗”行列的动力诱因。中国最早的电视节目都是现场直播的，当时的现场直播是录像技术落后造成的非主观行为。1964年，北京台用黑白录像机录制了一些戏曲节目，这是我国电视媒体第一次使用录像播出的综艺节目。从此，中国电视文艺进入从实况直播舞台演出向录像播出的阶段。而1983年首届电视直播春晚的诞生则标志着电视文艺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现场直播阶段，技术手段的再次革新带给受众完全不同的收视体验与思想观念。
早在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之时，“春晚”就出现了。当时的“春晚”只有4个节目，所有演员加起来不到100人，再加上电视不普及，也没有卫星转播，当年的“春晚”没有在观众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导演黄一演在回顾自己接受1983年春晚的导演任务时，提到了他和创作组的几个创意：首先一条就是进行现场直播，不搞当时已经习惯了的录像播出；还要在演播现场设热线电话，让观众可以打电话点播节目和表达自己的观感。都是在电视媒介上播放，但录像与直播有着本质的不同。
春晚作为“仪式性”的电视节目，是具有“非日常化”和“仪式感”的媒介事件。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认为，在卫星电视时代，媒介事件是特殊的电视事件，与那种平常晚间节目样式相比有着鲜明的区别。
首先，事件把与一种或多种社会核心价值相关的象征性动作的表现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电视直播，事件的表现带着仪式性的崇敬，所用语气表达出神圣和敬畏。例如1990年春晚，时任总书记的**和总理李鹏，来到春晚直播现场，向全国人民拜年，通过他们的出现和发声，营造出社会的集体感和崇高感。又例如，1989年春晚，主持人鞠萍讲述聂卫平姐姐聂珊珊挽救安徽小保姆生命的感人故事，并配以韦唯演唱的《爱的奉献》，以“动情点”的设置完成对社会核心价值的确认。
其次，事件的发生是活的，转播在事件发生的真实时间中进行，且具有不可预见性。1983年，仅4部只能供给首都观众使用的热线电话，点燃了观众的点播热情，于是就有了李谷一演唱9首歌曲的记录，和“禁歌”《乡恋》的“解放”。此后的春晚虽然取消了热线点播环节，但零点仪式、为赴台大熊猫取乳名等内容同样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存在和紧张的气氛，从而产生情绪的跟进。同时也承担起仪式角色，与银屏互动，完成仪式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再次，媒介事件的电视直播能吸引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观众。电视技术的进步使得观众具有同时接收的可能性。电视直播本身就会产生对最多观众的聚集。不过在当时，导演对此的理解并不深刻。1985年，力求突破“茶座式”晚会形式的黄一鹤决定将演播室搬到户外的工人体育场，寻求现场观众的最大化，却造成了现场指挥的困难和视觉效果的失败。1986年春晚首次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合作，用英文同步直播。这是在当时越洋电视直播还不具条件时，与广播媒介联姻所做的一次深具意义的尝试。有了这样的观念和尝试，一旦技术具备，条件成熟，将演播室里的春晚传向全世界便不再是梦想：1993年，央视春晚通过国际频道首次海外播出；2004年，首次通过英语频道直播……春晚开始对观众“呈全线包围之势”。
1990年，春晚在片头解说中首次提出：“包饺子、放鞭炮、看春晚”成为中国人除夕“三件事”，宣告自己作为中华民族春节“新民俗”的确立，完成了作为中国人除夕夜重要仪式的自我确认。历经30年，春晚逐步成为公众授权官方举办的全国性民俗庆典，成为利用电视直播技术播出的具有合法性的家国媒介景观。
技术的强势出现使得网络春晚应运而生，也成为开辟春晚新样态的技术促发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网络的迅速普及，中国的媒介环境发展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称霸多年的电视开始遭遇网络的冲击，并潜移默化地受到网络的影响。到2011年，冠以“网络”字眼的春晚出现，标志着网络在彰显其传播力和影响力上的胜利。与此同时，网络利用春晚的牌子为网民“赋权”。对于网民来说，加入春晚，实际是在更开阔的媒介领域中争取话语权和实践权的过程；对于春晚来说，也将开拓出更多多元开放的媒介表达渠道。
“赋权”是一个参与的过程，在以打破信息垄断与倡导平等对话的网络世界中，“网络赋权”的提出呼应其在现实中的存在，尽管这种“赋权”是有限的，但它比任何时候、任何媒体都更显著地提高了受众在媒介环境中的地位。在首场网络春晚中，出现了网友利用视频连线合唱《大中国》的场面；现场观众也不再是被动鼓掌的“托儿”，而是在电脑面前舞动鼠标的网民，观众席俨然成为巨型网吧；被网民捧为“神曲”的《忐忑》升级为梦境版，更加疯狂地演绎；没有了令观众厌烦的春晚熟面孔，最热的网络红人和草根人物成为晚会的主角。
正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才有了春晚在样态上的显著变化；而“网络赋权”才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媒体格局和受众观念。在习惯了交给已授权的电视去烹制年夜大餐之后，受众开始被网络激发起选择和行动的渴望与潜能。在持续发泄不满情绪之后，网络春晚的出现实为采取真正行动的一步。
二、网络配方对媒介特性的双重消解
进入21世纪，在电视直播春晚中，与网络有关的元素层出不穷。综合观察2005年以来的几届春晚，网络成为电视春晚惯用的程式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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