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刚想出“女人社”这个主意时, 我以为这件事最大的阻碍将是母亲或后来的皇帝的猜疑,直到女人社建立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不单是外部的猜疑, 社团内部的凝结亦至关重要。幸而我身边的女人大多都是聪明人,无论是阿欢、崔明德、婉儿,或是裴兰生、宋佛佑、贺娄、徐真如海, 又或是女人社中更不起眼的那些, 也无论我们身份高低、脾气缓急,大伙都能保持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诸事虽未必能做到完美无缺, 一切却也还都过得去。
可是赵国夫人却打破了这种局面。
她必然参与了针对守礼的密谋。若说最早时我还有所怀疑,眼下她的种种表现, 却已证实了李旦的说法。然而我并不能得到任何实在的证据。
从十一月直至二月, 无论是社员们半自发的监察,还是我自己派人搜集的证据, 乃至奉天局的人的情报,至多都只能证明赵国夫人与李旦来往密切, 同时对我和阿欢深怀不满——这不满便如李旦所说,并非肇始于和亲, 而是更早之前, 在母亲大肆屠戮李氏宗室,诸李氏女被削去宗室名分,而我却越来越受到母亲的恩宠,甚而可算是“权倾朝野”时便已萌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赵国夫人对李氏的忠诚,更甚于我对李氏的忠诚。她所信奉的东西,与我自幼所受到的教育,也截然不同。
可是这并不能证明,她真的违反了我所亲手设立的社规,毕竟社规规定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见。
我固然可以随便寻个借口,将她驱逐出社。阿欢与崔明德都曾给过我许多这方面的“指点”,我自己也非毫无经验。可是若是这样,我便开了一个构陷的先河,若是这样的例子在一开始便被承认且默许,日后同样的事只怕也会有了依据。而今日是赵国夫人真的曾陷害过我,只不过没有找到证据,日后若是我或者一社之长有任何疑心或私心,是不是也可借用同样的手段排除异己?若真是如此,则我们恐怕要重新思量女人社设立之时的初衷——这社团将会是我一人之社,今后则为我之继任者一家之社,还是如我最早所想的,帮助内宫、外朝,乃至庙堂之外的天下山野妇女的社团?
程序正义或是结果正义,这个话题在前世的社交媒体上被讨论过千万遍,简直可以说是“烂大街”了,我自然也不能免俗地看过许多相关讨论,对两边的立场和理由都有所了解,可当这问题真正摆在我面前时,我却依旧不知应该如何是好。
纵容赵国夫人,会削减我自己的权威,日后我在女人社中的影响必然由此下降,心怀不轨者受此鼓舞,恐亦将存侥幸之心。强行驱逐,则如前所说,将破坏起社之初衷。
我当然也可以留着她在社中,再寻别的手段报复,但一则我并未到只手遮天的地步,二则她一日还是社中成员,我们便对她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何况社规中亦规定,不得以卑劣手段对付同社中人。
许多年前我曾怨过母亲,怪她不肯因为我而处置贺兰敏之,现在我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方才知道母亲那时候的心情。政治这件事,所考虑的绝非眼前,还有长远的以后,个人的好恶也绝不该成为政治的标准,利益才是唯一的风向标——只是要看是谁的利益,又是什么时候的利益。
整整三日中,我一有闲暇,便独自坐在书房,想着女人社前前后后的许多问题,不愿也不能咨询任何人,三日之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邀请崔明德来家中,郑郑重重地问她:“二娘以为,女人社应该是一个怎样的社团?”
崔明德想必已知我的心事,看了我一眼,反问:“这社团是二娘所倡议设立,二娘自己,期望女人社会是怎样的社团?”
她面上没有太多表情,可不知为何,我竟觉得她对我是有所期待的,想了一想,笑着道:“自然是为天下女人谋福利。”
斗罗书:(www.douluos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