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说“****”，恐怕村委会是最“****”的地方，小学出租和租金使用这么大的事，只是十几个耆老和村干部就商量搞定。
其实，现在很多村民在外面打工或做生意，他们对于村里的事几乎是漠不关心，只要不是不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是问也不会问一下。
就是三年一次换届选举村委会干部这种在村里最大的ZZ生活，很多人也是不回来投票。甚至不少人觉得，投票只是形式，不管你投哪个人，最后当选的，还不是上面看中的那个人。
特别是在南丰县，除了县城街道的几个村委会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外，全县一两百个村委会都没有任何经济收入，做村干部一个月才一千左右的收入，很多人也不屑去做。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村干部一做就是一二十年，大家都觉得，反正他想做就让他去做，又没什么油水，大不了就是因为招待镇干部多吃几顿肉，多喝几次酒。
这些年，因为言论宽松，大家对于村干部的种种不作为，都已经变成顺口溜，什么“南丰没有那么好，山高水少官乱搞。国家扶贫政策好，全是富人拿低保。”“农村建设像哄鬼，国家出钱乱受贿。一条公路稀巴烂，还说花了几百万。”“农民朋友不怕难，就怕干部乱收费。今天喊叫医疗费，明天喊交养老钱。”
不得不说，农民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在社会最底层，对社会种种不公的现象也最有体会。因为他们无所畏惧，所以就连编起顺口溜来，也是非常大胆。
前一二十年，村干部常常带着镇干部来村里搞计划生育工作，在超生户家里扒米牵牛，甚至揭屋顶上的瓦。还有就是进村催公粮，弄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
现在虽然说计划生育工作没有那么夸张，也不用交公粮。但村里的低保户，往往都是村干部的三亲六戚占了指标，很多人住着簇新的楼房，却领着低保。甚至有人说，国家每年下拨不少各种救助款，都被镇里和村里的干部瓜分了。
因此，在农村，镇村干部很多时候就是妖魔化的象征，不少村民对镇村干部抱着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态度敬而远之，对他们不冷不热。
牛牯大叔因为有拖拉机搞运输，家境比较殷实，也无意做村干部。后来，因为村里修祠堂，要成立理事会，通过理事会去筹款，大家才把牛牯抬出来，一定要他去做理事会会长。
这个理事会会长可不好做，不但没有工资，还因为要经常联系族人筹款，花不少电话费和油费、路费，但牛牯也不在乎这点钱，主要是大家对他的尊重，他觉得很受用。
为此，牛牯在村里的威望，比一些村干部的威望还高，甚至比支书的威望还高。这次出租小学校舍是他牵头，大家也算是看他的面子，讨论只是一个形式。
第二天，牛牯大叔去到县城，找到徐紫蕙和胡小可汇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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