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父阴着脸，连指责的力气都没有了，王国红给他们开门时他也没露出好脸，直到王国红的父母起身相迎，他的脸上才强行挤出一丝礼貌性的笑容。
王家对他们的招待，完完全全比不上白家用心。
除了居住环境稍微阔朗点，白家的经济条件不如王家，可是白家使出浑身解数准备了十二道菜和白面馒头，并请人陪客，以示尊重。
而王家没有请人陪客，一家四口和余父、余母、余庆安一共七个人，饭桌上只用浅口盘子摆着四道菜，其中蒜黄炒腊肉中的腊肉、红椒炒香肠里的香肠、萝卜炖野鸡里的野鸡，余父和余母一入口就知道是幼子从自己家里拿来的那些。
如果仅仅招待不周也就算了，偏偏王父说道：“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没有什么苛刻的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余大哥余大嫂凡事一视同仁。”
余父的头脑十分冷静，问道：“一视同仁是什么意思？”
王母笑道：“自然是庆安他大哥有的，庆安也得有，庆安他嫂子有的，我们家国红也得有，总不能让国红婚后让人笑话说亲家厚此薄彼。”
余母心中满是怒火，当即不客气地道：“放心，俺们老两口绝对一视同仁。庆国有给对象买衣服的布票、鞋票和一百块钱，俺们给庆安了，想必已经花在他对象身上了。俺们给庆国媳妇的见面礼，庆安的对象也有，那回来俺们家，俺们并没有因为他们突然登门而不给，将来的改口费也一样。庆国媳妇有俺们给的二百块彩礼，俺们也会给庆安的对象二百块彩礼钱。俺们花钱给庆国办酒席，也会给庆安花钱办酒席，一视同仁，绝对不会厚此薄彼。”
“这不对吧？怎么我们家国红没有缝纫机和自行车？”王母当即露出不满之色，“我可是听说了，庆安他大哥结婚，又是盖新房，又是买东西、下彩礼的，林林总总花了不下一两千块钱，怎么摊到我们国红就只有两百块彩礼？”
“既然你说到这里，俺就在大伙儿跟前说明其中的原因，免得以后背地里在外人跟前说俺们偏心。”能嫁到余家做长媳，余母可不是乡下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上过女子学堂，一脸严肃地解释新房和大件的花费来源，最后道：“庆国媳妇的娘家陪送一整套老榆木家具和两床被褥、六十六块压箱钱、二百斤粮票，不包括衣服鞋袜和给庆国的改口费，两位要求俺们一视同仁，不知道两位陪送多少嫁妆？既然要求彩礼，就该有相应的嫁妆，不是吗？如果和俺们家大儿媳妇相差无几，俺们一定强制庆安把自行车和手表放在彩礼里，也强制他攒钱买缝纫机，要是盖房子俺们也强制他掏钱，大不了婚后日子过得紧巴点。”
听完余母这么一长串的话，王家四口人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尤其是王父、王母，脸上忽青忽白，就像是剐了皮的丝瓜。
饭桌陷入诡异的寂静，过了好一会儿王父才道：“作为新中国的工农子弟，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必须摒弃奢华之风，以崇尚勤俭节约为荣。”王父四十四五岁的年纪，文质彬彬，衣着打扮十分斯文儒雅，说的话也很符合时下的规矩。
余父笑了，“必须摒弃奢华之风，以崇尚勤俭节约为荣，也就是说两位不准备陪嫁。既然如此，要求我们送和我大儿媳妇一样的彩礼干嘛？”
余母点头赞同，道：“俺是乡下人，两位想要彩礼，还是给俺一个确切数目的嫁妆吧。”
余庆安急忙插口：“不用，不用，我看中的是国红，不是嫁妆。我就是清楚叔叔婶婶遵从毛爷爷的教导，不准备陪送国红嫁妆，才决定买自行车和手表留着我和国红婚后一起过日子用，而不是放在彩礼里面，缝纫机也一样，票在我手里，等我和国红结婚了就买。”麻利地向岳父母解释了自己买自行车和手表的原因，同时又讨好了他们和王国红。
王国红和白玉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她穿着军棉服、藏蓝裤子，剪着刘胡兰头，天生一张方脸，浓眉大眼，别看她是城里人，皮肤可比白玉娴黑多了，而且粗糙，手脸都有冻疮，凭心而论，粗手大脚的王国红比白玉娴更像乡下人，可以用一句“飒爽英姿”来形容。
王国红爽朗地道：“爸妈，你们这是干嘛呀？你们都不打算给我准备嫁妆，干嘛问余大伯和余大娘要彩礼？让我说，那二百块钱都不用要。咱们厂里的同志结婚，哪有一个提起彩礼嫁妆？也根本不需要下聘、办酒席。在工厂领导的主持下，新人领了结婚证，请同事下馆子吃一顿就行了，又简单又省钱，而且没有违背毛爷爷的教导。”
她数落完自己的父母，转头对余父和余母致歉，“大爷，大娘，你们别生气，我爸妈就是糊涂了，自己没打算陪嫁，反而要彩礼，一样的事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方法，我都看不过去。就像我刚才说的，二百块彩礼都不用给，也不用在乡下大办酒席，我们城里不流行，只要大爷和大娘、大哥、大嫂到那天来见证我们宣誓、领证就行了，当天请几个同事的饭钱和票我和庆安手里都有，也不用大爷大娘出，大爷大娘手里的那些留着自己花。”
余父和余母听了，不由得对王国红刮目相看，心里升起一点好感，没想到王国红上回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不佳，现在为人说话倒完全不差，甚至比余庆安都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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