翊国公府正厅上一年约不惑的中年男子满面焦急，不停地来回踱步，不时搓手叹气、向外张望。男子名为郭房，是郭勋长子，娶妻徐氏，乃开国第一大将魏国公徐达之后。
“黄大人快请，大公子在里面等候多时了！”郭房耳闻大门口有说话声传来，面露喜色，急急出迎。
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在阍人的引导下快步进门，身手矫健，更胜精壮小伙。此人姓黄名绾，王守仁首席弟子，深得真传，文可比肩大儒，武可媲美“天下十三杰”。六十好几的他早已过了一展抱负的年岁，萌生致仕归乡的念头，打算用残存的余生弘扬“阳明心学”。就在他准备递交辞呈前夕，郭勋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迫使他暂时打消了致仕念头。
黄绾祖父黄孔昭在朝为官时饱历官场凶险，多蒙郭勋祖父郭昌照拂维护，两家就此结下深厚情谊。黄绾与郭勋年岁相当，志趣不相投，但脾性相合，交情甚笃，素以兄弟相称。兄弟落难，明知是咎由自取，他也不愿袖手旁观。郭勋所犯罪行若依律处置，获罪者可不止他一人，其族人无一能幸免。黄绾不愿见到无辜之人受牵连，出于两家相交多年的情分，毅然伸出援助之手。
夏言身为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不可谓不大，几乎截断了郭房所有救父的门路。坐到他这个位置的人，是不存在纯粹这一说的。他为人正直，心怀家国，谙熟权谋，又恪守底线，是一位才干与良知并存的权臣。有很多人想拉他下马，他也拉过很多人下马。拉人下马的背后目的或许并不纯粹，但列举出的罪行都是实打实的，有理有据，不存在栽赃构陷，这就是他恪守的底线之一。郭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促使夏言将他扳倒的原因有公有私。二人素来不和，相互倾轧掣肘多年，落马前的郭勋贵为国公，位高权重，是为数不多敢于且能与夏言叫板的人，这是其一。其二，夏言还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强劲政敌，即内阁次辅严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郭、严二人一拍即合，强强联手，对夏言造成的威胁不言而喻。
郭勋得势时，每日门庭若市，巴结之人难计其数。而今失势入狱，除了本就与他对立之人，倒也鲜有落井下石者。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同样不正常的还有入狱逾年而不定罪。这些光靠黄绾一人是不可能办到的，更准确的说这些跟黄绾没有半文钱的关系，能够办到这些的，普天之下就只有一人。
朱厚熜并不想杀郭勋，更不想诛灭其族，原因有两个：一、顾念旧情，朱明皇室与郭氏一族君臣之谊足有三甲子，功勋累累；二、朱厚熜登基初期，大位不稳，通过“大礼仪”之争来巩固自身权位，郭勋正是当时鼎力相助的几位大臣之一，之后又累建了不少功劳，在朱厚熜的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面对夏言的强硬，朱厚熜使出了老套但有效的拖字诀，一拖就是一年多。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朱厚熜最希望的还是夏言能够让步，这样的胜利是最完满的。如果还不让步，他也不介意再拖上一年多，甚至是三年五年，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权利的制衡，而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他的。
仅从权谋的角度来讲，夏言在这个时候让步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上升到更高的层面，那坚持才是正确的，全在他如何抉择。
那些混迹官场多年，又能说得上话的人，无一不是人精的人精。对朱厚熜和夏言关于郭勋案的心思个个心如明镜，所以既不加害也不相帮，静待结果或者说静待合适的出手时机。
郭房显然还远没达到人精的水准，所以当他听说刘天直第三次递交案情题本时，又惊慌失措了，火急火燎地找到黄绾，寻求帮助。苦等一天，终见黄绾回来，连礼数都没能顾及，迫切问道：“情况如何？”
黄绾道：“皇上还是没有给郭兄定罪，把题本退还给了夏阁老，仅在文末批了一个‘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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