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周怀南是我们县委管的干部，根据干部管理权限，我们可以直接研究处理意见，为什么市纪委连续两次跟我们下达指导意见？第一次下达同意‘双规’还不够，还对我们的工作不放心，又第二次下达限期督办单。”我说。
“不瞒你说，我一直是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自己认为也很有成效。纪委连续两次跟我们下单子，是不是对我们的工作不放心？是不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这让我很不好想。”我说。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完全是周怀南吃饭没事干，自己招惹上去的，跟人家有夫之妇偷情，又摆不平少妇老公，这不是自找苦吃吗？少妇老公告到市纪委去，市纪委不管，是市纪委失职啊。”我说。
“再就是，市公安局也跟市纪委报告了周怀南涉嫌经济问题，从机场被截了回来，市纪委就更不能不管了。市纪委跟我们连续下单子，说明他们很重视这件事啊，要揪住不放，一抓到底啊。”我说。
“如果你对我说的话，还有疑问，建议你问一下市纪委的杨书记，或者其他的人，你想怎么问就怎么问，想找谁问就找谁问。”我说。
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赵程大默默望着我，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一言不发。
“你还有什么问题，请尽管说，尽管问。”我说。
“我暂时就想到这些，是你说要把话说开，把天聊透的。你不要觉得我多疑。”赵书记说。
“我没觉得你多疑啊，就是要把话说开，把天聊透啊。”
“我暂时没有什么要问的了，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我。”
“我问你，你对古汉科怎么看？”我问。
“古汉科这个人啊，我下子还说不好。他是我们县柳树乡人，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聪敏，头脑比较灵活。他刚开始就是一个打工仔，在建筑工地干活，能吃苦，搬沙搬水泥搬砖头，干得不亦乐乎。”赵书记说。
“因为头脑灵光，能无师自通，工地老板就让负一点小责，觉得干得不错，就让他干包工头。干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成立了一个建筑队，开始自己揽活。”赵书记说。
“后来，又成立了建筑公司，到县、市、省揽了不少活，生意越做越大，到后来，就成立了集团公司，搞多种经营，只要能赚钱，什么事都干。”赵书记说。
“他花钱比较大方，是属于那种抓一把撒一把的人，不像有的老板，把钱看得特别重，钱像腌了似的，一毛不拔。因为他为人豪爽，就结交了不少的人。结交的人中，不乏一些官员、权贵。这些官员、权贵，也乐于跟他办事，把项目给他做。”赵书记说。
“在生意越做越大的同时，他开始追求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出事前的政治身份是省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市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副主席，跟省市县方方面面的领导称兄道弟，不分彼此，打得十分火热。”赵书记说。
“他跟石远方一起，并称我们县的地下市、县两级组织部部长。干部想调动、重用、提拔,找他们两个人很管用。他们也乐于帮人，那些受惠的干部们对古汉科感恩戴德，总是说古汉科好，也乐于听命于古汉科。”赵书记说。
“这么精明的人，这么乐于帮人的人，怎么会栽倒在凌河大桥项目上呢？”我问。
“你问的好，我也常常问我自己。我反复想了一下，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凌河大桥这块蛋糕太诱人、太好吃了，许多眼睛盯着，很多人都想啃一口，都想分一杯羹。不出事是万幸，出事是必然。”赵书记说。
“唯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竟然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出了天大的事，把党中央、国务院都惊动了，惹得国务院要派调查组来，亲自上阵处理。”赵书记说。
“古汉科啊，古汉科，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一辈子，要么在铁窗里度过，要么吃枪子。他这一辈子，算是玩完了。”赵书记说。
“关于凌河大桥，我记得，第二任县委书记游有余，力排众议，搞了一个公开招标，搞得有声有色，应该说，如果按游书记的思路搞下，不至于捅天大的娄子啊。怎么突然变了呢？”我说。
“不仅如此，还让游书记壮志未酬，悄悄地、失望地、伤感地，也可以说是灰溜溜地离开了月光县。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问。
“我有时跟马志聊天时，马志说你作风漂浮，深入基层不够，不了解县情。看来，马志说的不够全面啊。你这么一问，让我觉得你还是很深入的，并且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的啊。”赵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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