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没有请市纪委处理，董书记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书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你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我说。
“董书记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我说。
“董书记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让我五味杂陈，听了很心酸。”我说。
“董书记说了什么啊？”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赵程大问。
“董书记说，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去做小媳妇了。”我说。
赵书记有些奇怪、有些陌生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跟你聊了这么长时间，主要是想告诉你，关于公款支付家庭雇工费用被捅出来一事，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的。严格来说，是从董书记那里开始的，经过了马志代理县委书记，才到了我这里来的。”我说。
“这个问题总是被人拿出来说，是因为一直未解决。我们征求意见时，一些干部群众又反映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我任上，这个问题不得不拿到民主生活会上来说。你以为我想拿到民主生活会上说啊？”我说。
“你也参加了民主生活会，每个人的发言，你也知道了。为了更加清晰地谈好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民主生活会的情况。”我说。
“可以啊。”赵书记说。
“应该说，对雇工费用问题，我们是很认真负责的。县纪委查了中央和省市的一些条文，没有专门针对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使用雇工的规定，县里也没有拿出相关规定。”我说。
“纪委查阅了县委和县政府多年的会议纪要，也没有相关的决定。查阅了多年的请示、批示、通知、意见、建议、文件，也没找到相关依据。”我说。
“这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公款能不能支付雇工的费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所以，你们三人认为有理由继续用公款支付家务雇工的费用。”我说。
“是的，这是一个灰色地带，上面没有明确的规定，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意见。”赵书记说。
“在讨论中，有的常委说，这个问题说了好多年了，但迟迟没有定论，主要原因你也说了，这是一个灰色地带。这么一个小问题，涉及的钱又不多，拖这么久，有的常委觉得，孙主任和马志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你也有责任。”我说。
“有的常委说，孙主任是老县长，是我们的老领导。当县长时，为什么当时不做个决定呢？马志也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县长，完全可以以县长办公会和其他形式作个决定啊。”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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