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临来月光县之前,专门拜访过第二任县委书记。他对我说,合资公司选的项目好,既能依托月光县的资源,又对环境也没有什么污染,加上克思曼先生财大气粗,很有经济头脑和战略眼光,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二任县委书记说得对,这个项目的确不错啊。”市委书记翁敏杰说。
我说:“第二任县委书记还动情地对我说,月光县积贫积弱,到处都是‘哇哇待哺的孩子’,有了钱,就可以力所能及地为老百姓办一些实事了。”
“说的好啊,省里下来的干部,素质就是不一样啊。”翁书记说。
“可他还不是站不住脚,被人‘撵走’了。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被‘撵走’,连我这么阳光、乐观的人,都有点心里阴影了。”我说。
“我们不说‘撵走’不‘撵走’的事吧,省里下来的干部一个个离开,原因很多,很复杂,一时半刻还说不清楚。有些事情,我也弄不清楚,想不明白。”翁书记说。
我说:“我只是随便说一下,也没有请您细说月光县前几任县委书记的事,您也别放在心上。”
“还是说说泉水系列开发项目的事吧,德国客商的事后来没有什么消息了,是不是这件事搞砸了啊?我怎么就没有一点印象呢?”翁书记说。
我说:“您分析的对,是搞砸了。”
“怎么搞砸的?”翁书记问。
我说:“第二天早晨,二任县委书记去请克思曼先生,打算跟他一起去市里签协议的时候,他找不到克思曼先生。”
“克思曼先生怎么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翁书记问。
我说:“克思曼先生因为**被抓了。”
“还有这样的事啊,你详细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说:“克思曼先生晚餐后,就回房间休息了。到了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他。电话是小姐打来的。问他要不要‘服务’,克思曼先生毕竟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简单的中国话还是能听懂一点的。”
“是不是克思曼先生犯‘生活作风’错误了?”翁书记问。
我说:“是,是犯‘迷糊’了。或许是趁着酒兴,或许是离家太久,或许是没把这当回事,或许是有这方面的‘爱好’。总之,克思曼先生同意接受‘服务’,与小姐‘缠绵’了一阵,就抱着小姐睡着了。”
“哪接下来怎么样?”翁书记问。
我说:“宾馆服务员私下里与派出所有个‘君子协定’,谁提供线索抓获嫖客,罚了款后,派出所就给服务员‘信息费’。当班服务员看见小姐进去后,半天不出来,就想外国人有钱,可以罚更多的钱,得到更多的‘信息费’。”
“月光县也有这种事情啊?”翁书记问。
我说:“当然有。于是,宾馆服务员把宾馆经理反复交待的事当成了耳边风,偷偷摸摸地给派出所打了电话。也许派出所也认为外国人有钱,得手容易,不敲白不敲。”
“派出所办事‘效率’是不是很高啊?”翁书记问。
我说:“的确很高,一个姓严的副所长接到电话后,马上带了几名干警到了宾馆,当班服务员悄悄打开房间,干警轻轻掀开被子,对着赤条条的两人拍照摄像后,就带走了克思曼先生和隔壁房间的翻译。”
“派出所是不是要克思曼先生交罚款啊?”翁书记问。
我说:“翁书记猜测的很对,克思曼先生带到派出所后,派出所告诉他违反了中国法律,让他交5万元罚款走人。他嗷嗷叫着,就是不交。”
“派出所怎么办?”翁书记问。
我说:“派出所很有‘办法’,一个干警用板凳打了克思曼先生,打得他直告饶,他还是不交。后来降到2万元,他依然不交。气极了的干警用皮带猛抽他,他还是不交。最后降到5000元,他就是不交,不交又挨打。”
“派出所怎么能这样办事啊?”翁书记有些气愤地说。
我说:“不管派出所怎么弄,克思曼先生总是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样子。折腾了后半夜,派出所一分钱也没有弄到,倒是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正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县公安局文局长怒气冲冲地赶来了。”
“这个文局长是不是现在你们县公安局的那个文局长啊?”翁书记问。
我说:“是的,是公安局局长文胜天同志。文局长向二任县委书记报告说,人在城关镇派出所,请二任县委书记去接人。”
我说:“接到文局长的电话后,二任县委书记想,这么一闹,克思曼先生肯定对我们不满。如果不亲自去接,做好解释工作,恐怕协议要泡汤。若协议泡汤,不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而且市里方方面面肯定会来责怪我们,新闻媒体也会刨根问底,我们就会更被动,县委振兴经济的努力就会受到重挫,月光县脱贫致富就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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