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听完我的汇报，紧皱的眉头一下舒展开来，果然如我设想的一样，绕过办公桌，一把搂住我的肩，连声赞好。
他的眼前本来是一局迷局，他自己被绕在里面六神无主。乡政府迁址一事，是他来苏西乡干的第一件大事，这一炮倾注了他很多心血，费了不少的神。他跑过县委，跑过市委，甚至他想跑一趟省委。但不管在哪一级，得到的都是大力支持的声音，简单点说，干打雷不下雨，没见一级政府给他拨款。
没有钱，一切话都是废话！
市县不给钱，绝了他去省里的心思。省里工作那么繁杂，谁会去关心一个乡政府的迁址？他一个乡党委书记，可能连省委大院的门都进不去。
市里的态度倒是很明确，要钱没有！要口头支持，一万个“好”。
最后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到县里，关培山先是表扬他的创新进取精神，说到钱，干脆闭口不语。失望加绝望他再去找刘启蒙，语言中透露出要占用老鹰嘴村的征地补偿款，刘启蒙既不同意，也不支持，只是在他要走的时候嘱托他，征地款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大事，要有把握，要慎重！
刘启蒙的嘱托成了郭伟最后的希望，他把刘启蒙的话当做了尚方宝剑，于是出现了他的三三制。
其实在他出台三三制之前，他就知道月塘村上访的事。
月塘村的征地款在县财政局躺了一个月后，关培山亲自出马，剥下了一层皮，发到城关镇财政所。邓涵宇看到躺在账面上的几千万，心里像有一股火一样，上下窜着，夜不能寐。于是也按照关培山的手法，从征地款里拨出一笔钱来，购买水泥制品厂的股份，等到钱到月塘村，就只剩下了一点骨架子了，肉都被他们吃光了，一副骨头，如何养得了失去土地的全村近千口男女老少？
钱有余气得骂娘，又不敢去找邓涵宇理论。他明白，现在刀柄在别人手里，自己只握着个刀尖，急得七窍生烟，口鼻要流血。
但要不回钱，自己也没办法对父老乡亲交代，钱有余想来想去，只好召集了村里几个管事的人，组织了一批人到县委去上访。
第一次去上访还得到了关培山的接见，让他们回来等消息，等来等去，消息就真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得无影无踪。
又组织了第二批人去，第二批去的都是在他的公司里做事的人，见的世面要多一些，去了县委大院见连个鬼都不出来说句话，这些人就火了，三句两句一碰，一伙人冲到办公楼里砸了几张凳子椅子。
这一砸，恰好中了关培山的计，他早就在县委办公大楼里安排了县公安局的警察，就等你一动手，他们就出来抓人，结果一下抓了七八个，戴着手铐押到看守所里，一把锁关了起来。
农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吃官司。国家有些什么法，他们臭屁也不懂。听说自己卖祖宗的钱被政府吞了，他们才跳出来闹一闹，以为闹一闹政府就会怕，就会把钱拿出来给自己，没想到才砸几张烂凳子，就被关到黑屋子里，要吃官司，要坐几年的牢。被抓的人在里面哭得稀里哗啦，家属在钱有余面前呼天抢地，钱有余被逼得没法，只好亲自出马，找了关书记，说只要县里把扣下来的祖宗土地款给了月塘村老百姓，他保证再不闹事。
关培山不吃他这一套，当面表态不但抓的人不放，还要追查背后的组织者，查出来后严惩不贷，吓得钱有余背后冒出一阵阵冷汗。
果然第二天就成立了专案组，进到月塘村挨家挨户找人调查，吓得全村鸡飞狗走，专案组查了几天，整理了一大摞材料，件件材料都指向他钱有余，钱有余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带着月白一溜烟飞到杭州去了，半点联系方式也没留下。
专案组抓不到钱有余，就放话出来说，只要月塘村签署协议书，就可以放人，而且不再追究。条件是月塘村的征地款不许再提。
得到消息后，钱有余才敢在春山县露面，还不敢去找关书记，悄悄跑到刘启蒙县长家里，送去一盒西湖龙井，请刘县长出面担保，把此事了了。
有了月塘村上访的事，郭伟心里也就有数了。反正这钱又不是自己贪了，于是就出现了他的三三制。
他知道三三制的结果肯定会有许多麻烦，搞不好会把头上的乌纱帽给弄丢。但现在迁址的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迁址的事做不好，他就没政绩。没政绩倒还问题不大，主要是他在许多场合都说了要迁址的事，如果到头来弄得烟消云散，他以后的形象就会像一滩烂泥，扶也扶不起来。
郭伟推行他的三三制是铤而走险，政策出台后，他每天心里像装了个吊桶一样，上上下下地翻滚，寝食难安。
听到我的这个主意，仿佛眼前一片春光明媚。
“你说，农转非这个事，好不好办？”他心里没底似的问我。
“我也没办过。但现在社会上确实流行农转非的事，很多人打破脑袋往里钻，怕是不太容易。”我说，又开导他：“别人可以办，我们就应该能办。这个政策，怕是派出所比我们要熟悉，要不叫郝强所长来一趟？”
郭伟眼前一亮，赶紧吩咐我打电话叫郝强，特别嘱托我要把管户籍的柳红艳也请来，她算是我们派出所的专家。
打过电话不到十分钟，郝强就风风火火闯进来，一进来就扯着嗓子吼：“谁又在书记办公室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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